莫扎特三岁弹琴，四岁作曲;居里夫人四岁开始阅读;马友友五岁开始上了大提琴的演奏会，八岁则和著名大师伯恩斯坦在音乐会上合作;富兰克林的阅读开始得如此之早，乃至他不记得他不会阅读的年月。许多天才，都是这样的神童。

　　但是，爱因斯坦小时候，智力发育似乎还不如一般的儿童。在诺贝尔奖获奖人中，也很少有象居里夫人那样早慧的。天才似乎更是大器晚成。

　　这些天才的故事，让成千上万普通的家长着迷。当他们听到孩子的第一声哭时，脑子里就在想：我的孩子是不是天才?真正的天才，是从小先声夺人，还是后来居上?当然，对于更多的父母而言，他们面临的问题更为实际：天才顾名思义是上天给的。要自己的孩子成为人口中千分之一的神童，未免也太贪心。孩子的天分我们无法选择;但是，怎样培养孩子却可以选择。守着已经降生、未必是天才的孩子，早期的智力开发是否能够提高孩子的智商?

　　对此，西方几十年来已经有过许多研究，而且结论非常矛盾。应该说，儿童的智力发育及其开发，至今还是个迷。不管是哪种说法，不管其有多少科学根据，都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。我们必须把这些结论放在更大的传统中来分析。大致说来，对于儿童智力开发始终有两大派。一派为后天干预说，即认为儿童的智力需要开发，天才需要特别的护持;另一派则是自然成长说，认为天才的成长最好听其自然，特别去“开发”毫无用处，甚至可能揠苗助长，妨碍了儿童的智力发育。大人应该作的是给孩子的心智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，使其能够充分发挥潜力。如今，这后一派似乎越来越占上风。

　　智商测试

　　首先我们必须回答一个基本问题：到底有没有智商这回事?自古以来，人们凭常识就知道有早慧的孩子。但是，人们对这种孩子却充满了偏见。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著名的神童william sidis十一岁进了哈佛，轰动一时。但是，很快他就身心交瘁，后来以在世界各地街道上收集车票度过了郁郁寡欢的一生。他的故事强化了传统社会对神童的看法：“早熟早烂”(early ripe, early rot)，成为神童不是件好事。在另一方面，学者把智商看作个人生活的积极因素加以研究。达尔文就把智力的遗传视为人类进化的关键步骤。法国心理学家alfred binet则在1905年首先发明的智商测试法，目的是帮助有特别需要的孩子应付学校的课程。1916年，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lewis terman对binet的智商测试法进行了修正和完善，创造了所谓stanford-binet iq，集中于语言和数量推理以及记忆能力，使测验的分数和学生的课堂表现有密切的相关性。这也是流行至今的现代智商测试的基础。1921年，terman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全州的范围内挑选、招募神童参与他的“天才基因研究”。他动员了加州中小学教师帮助他挑选人才，最后用他的智商测试锁定了1500名学生。这些少年天才平均年龄十一岁，基本都来自中产阶级的白人家庭，智商在135到200之间，属于人口中1%的最高智商阶层。1925年，terman用对这些孩子的研究数据试图摧毁了所谓神童是“古怪、才能过分专一、心理和感情不稳定、社会行为无法让人接受、道德上不可靠”的成见。他还进一步指出：神童不仅能够度过比一般儿童更加丰满健康的童年，而且会成为更加卓越的成人。不过，他的这一实验还是没有产生令人信服的结论。这些十一岁的孩子在三十五年后被追踪调查，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受了良好的教育、在事业上非常成功、在社会上如鱼得水。虽然这些孩子中的女性绝大多数长大后当了家庭主妇，但这显然是社会环境使她们无法充分发挥潜力。“早熟早烂”的成见显然没有根据。天才还是比平常人要成功。不过，1956年terman去世时，william shockley因发明晶体管而获得诺贝尔奖。他在二十年代时就是个加州学校里的学童，但没有被terman挑上。1968年，另一位terman的“漏网之鱼”luis alvarez也因为在量子物理学上的贡献荣获诺贝尔奖。与此相对，尽管terman挑中的孩子中后来出现了许多科学家、发明家、记者、诗人、电影导演、大学教授(特别是心理学教授)，但是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，没有伟大的作曲家或伟大的艺术家。人们还注意到，音乐是神童最集中的领域之一。但是，在上个世纪二、三十年代在旧金山地区按terman的原则挑选的70名音乐神童中，只有六人成为知名的音乐家，其中包括钢琴家leon fleisher, ruth slenczynska, hephzibah menuhin, 和小提琴家isaac stern, ruggiero ricci, 和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耶胡迪.梅纽因(yehudi menuhin) 。

　　terman的stanford-binet智商测试和智商理论，只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就。他信服地说明在stanford-binet的智商测试中成绩好的人，日后事业比较成功。但是，这一测试却基本测不出最顶尖的天才来。于是人们开始对这种测试提出疑义，认为其对智商定义太狭隘、太过于集中于常规的认知能力上，对天赋的另外一些关键层面，如发散式思维(divergent thinking)、创造力、意志力等等，都有所忽视。在一些需要非常具体固定的技能的领域，比如音乐和数学，天才比较容易在早期发现。但是超出了这些领域，成才之路就很难预测。另外，一般的认知能力和创造力未必有紧密的相关性。接受知识和创造知识毕竟是两回事。象创造力这种素质几乎是没有办法衡量的。道理也很简单，大人设计出来的测验不管如何复杂，也可能反映着大人的成见。而这种成见会被真正有创造力的孩子突破。terman的一位同事catherine cox的研究则发现，在stanford-binet智商之外的一些重要素质，如契而不舍的精神、信心等等，往往是成功的更为关键因素。由此，智商渐渐从一个单纯的智力构造演化为社会构造。这也是我为什么在《从一岁上常青藤》和《华尔街怎样养孩子》这两部分中特别注重培养孩子的社会品格的原因。

　　不过，当terman的智商理论受到不断挑战之时，冷战的竞争不断加温，苏联卫星上天，美国充满了危机感，社会对神童的兴趣顿时大增。1972年，联邦政府第一次对所谓“高能儿童”(children capable of high performance)进行了官方定义，并促成了“高能儿童”教育的法案。这一定义，把超常的智力具体界定在如下几个方面：“普遍智能、专项学术能力、创造性思维、领袖才能、视觉与表演艺术的能力、精神运动能力(psychomotor ability)”。1969年，julian stanley在约翰.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了天才教育研究中心，用美国的“高考”sat(学术能力测试)来对八年级的孩子进行测验。结果发现，那些在十三岁能在测试中获得高分的学生，往往在学业上特别是数学上比高中生有更好的表现。他于是展开了对数学早熟儿童的研究，研究对象是在十三岁以前在sat的数学和语文测验中达到700分的学生(这样的学生一般属于万里挑一)，其目标是对这样的学生进行特殊教育。不久，约翰.霍普金斯大学就针对性地开设了暑期班，学生用一个暑假完成一年的数学课程;随后文学课程也开设了。stanley和terman不同的是，他不相信普遍的智商，但相信专项的能力。他认为孩子如果在具体的某一项能力上有超常的表现，就应该对之进行特别教育。他领导的研究每年测试二十多万学生。在2004年，约翰.霍普金斯大学的天才少年中心就发现四百名在sat的语文和数学两项测试中都超过700分的学生。在stanley所选拔和训练的最优秀的学生中，日后获得高等学位、成为终身教授、拥有多种专利的人的比例，明显要比一般人口要高得多。显然，sat的测验至少说明，人的许多能力只要界定清楚，还是能够在早期测试出来的。这也是为什么专门为超常儿童设立的“少年班”戴维森学院成立的原因。对此，我在下一章将进行详细的介绍。